日据时期台湾广播事业的管制

  □周海娟

  【摘要】:台湾的广播事业最初是日本殖民统治需要的产物,日本为在其殖民区域获得合法性,采取各种措施以巩固其殖民地位,其中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1920年代新兴的媒介广播正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出于对台湾民众进行宣传和教化的双重目的而兴办起来的。所有管制广播事业的政策法规均围绕此目的展开,从而使台湾广播沦为专制的帮凶、暴力的对象、同化的工具。

  【关键词】:台湾广播 殖民统治 管制

  台湾的广播业发端于1925年,形成于1928年,广播一开始就作为宣教工具被纳入到殖民统治者的宣传体制之中,而获得管理当局的扶持;同时,又作为统治者为实现其正当性统治的手段而成为政府的管制对象。

  一、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创办广播的初衷

  台湾的广播事业起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日本政府于1895年6月17日于台北城宣布“始政”。从此,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开始了长达5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在殖民地化和近代化过程中,台湾的广播产业在日本内阁的扩大宣传方针下逐渐萌芽。1925年,日本设立首座电台,同年6月17日,为庆祝“统治台湾始政三十周年纪念”,在台湾总督府旧厅舍内试验性地连续播音十天,这是台湾地区广播的起源。

  台湾地区真正的实验广播始于1928年,总督府交通局通信部在当年10月设置电力1千瓦的台北放送局,从11月1日起开始进行实验广播。广播电台设立之初,其节目制作与语言上大多考虑的是在台日本人,装设收音机的在台日本人约为台湾听众的四倍之多。总督府于1929年开始着手兴建电力10千瓦的广播电台。1931年1月15日,10千瓦的广播电台开始启用播音。同时,“社团法人台湾放送协会”正式成立。

  随着收音机的日益增加,1932年4月,放送协会增设台南放送局。1935年5月,再次增设台中放送局,转播台北闽南语节目。此后,三个放送局的组织架构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42年8月才启用500千瓦的嘉义放送局,利用有线载波机转播日本NHK及台北放送局的节目。接着1944年4月又新设100千瓦的花莲放送局。这些放送局,设备十分简陋,节目大都转播自日本NHK,少数由台湾放送协会台北放送局制作。

  总督府十分重视台湾广播业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总督府已经建立起了全岛性的广播网。放送局不仅成为日本政府用来对台宣传政令的最佳传播工具,也成为总督府推行“皇民化”教育的最佳手段。“台湾光复之前的广播事业,实则充斥日本之军国主义思想及愚民政策之歪曲宣传,鲜有教育民众,开启民智之真实意义矣。”①这就是日据时期台湾广播的基本价值所在,也就是说,总督府发展广播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广播业的控制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而非服务于台湾大众。事实上,这一时期台湾广播业的管制政策也与此相适应。

  二、日本殖民统治者管制台湾广播的法规

  日本殖民统治阶段,统治者制订了推动和限制广播媒体发展的有关行政法规和法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广播都是由主政者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管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除管制广播的专门法规外,还有社会的一般法规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管制广播业的专门法规

  日本殖民统治者对于广播的监管一开始就从设施、通信及内容等层面展开。作为政府所掌握的传播媒体,广播既要扮演政令传声筒的角色,同时又不得不沦为政府管制的对象。

  1915年,日本政府即颁行《无线电信法》,并于同年以敕令186号在台湾施行。这一法律成为后来台湾总督府管理广播的主要法律依据。1933年12月29日,《私设无线电信无线电话规则》由通信省令第60号颁布,开始在台湾施行。台湾广播事业受到这两部法规的管制,使得广播事业的定位上带有明显的国家工具色彩,同时从内容上也发挥着政治上或统治上的功能。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后,广播稿必须事前经通信省审查。二战期间,广播新闻与评论节目主要是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其中多为日本同盟通讯社的新闻稿,以及日本国内主要报纸之社论,电台业务与政策都要接受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的指导。1941年日本政府通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台湾总督府于次年以敕令第21号开始施行,一切妨碍战争进行的思想活动均遭禁止。《临时取缔法》加强了对出版言论的压制和统制,禁止报纸和广播电台采用外电新闻,不许报道天气预报;对“散布流言蜚语,惑乱人心”者,处以一年徒刑以下的刑罚;等等。

  此外,从广义角度论,日据时期管制媒体的法令还有《台湾新闻纸条令》(1900年律令第3号颁布),后来演变成《台湾新闻纸令》(1917年律令第2号)和《新闻事业令》(1941年敕令第1107号)等。这些主要监管报纸的媒体法规,在言论自由等领域依然会影响到广播媒体的生存与发展。

  (二)管制广播业的一般法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顺应战争的长期化,日本政府在各方面加强实施国家总动员体制,1937年9月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38年5月5日,日本政府通过《国家总动员法》。这一法规,对于整个社会和媒体均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殖民当局在台湾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从1937-1940年被称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期,总督府着重于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弭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灌输日本臣民思想。此阶段的广播政策,在实践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宗旨,也就是台湾人的皇民化。为了宣扬日本精神,广播节目的播出不能单由日本内地实况转播,应以台湾的角度制作指导台湾人“皇民化运动”的节目,尤其与国民精神运动相关的广播节目,多具有教化的色彩。

  三、日据时期台湾广播法制的特点

  日据时期,台湾传播法制的最显着特征是殖民属性,“殖民地人民应享有之新闻自由,逐为殖民统治者所压缩或剥夺。”②综观台湾广播产生至日本结束对台统治的近三十年间台湾的广播管制政策,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以殖民统治为目的的专制立法

  维护和巩固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是日本政府及台湾总督府的首要任务,也是影响其在台决策的主要力量。日本政府将台湾的新闻传播事业纳入到殖民体制之中,从“始政”初期即开始运用大众传媒控制人民思想,试图同化台湾人民,巩固其在台的统治权力。服务于殖民统治的专制立法是日据时期台湾广播法制的首要特征。

  在广播诞生前,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已经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监管法规,如《台湾新闻纸条例》《新闻纸发行保证金规则》《台湾出版规则》《新闻电报规则》《新闻揭载禁止事项》《新闻纸法》《台湾新闻纸令》《无线电讯法》等专门性规定,和《治安警察法》《军机保护法》《治安维持法》等社会一般法令,这些律令的共同特征是严格管制台湾的新闻传播媒体和言论自由,使台湾的新闻传媒成为总督府的传声筒,一旦有所“失范”立即遭到严酷的查禁。1915年颁布的《无线电讯法》则规定无线电讯由政府掌管,据此,通讯社和后来的广播电台都处于政府的监督、控制之下。而1900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法》,以“法律”的名义,取缔、剥夺人民结社、集会与言论自由。1925年颁布的《治安维持法》在各警察机构中增设专职特务,侦察、监视抗日爱国革命思想的传播和进步组织的活动。

  台湾广播诞生之后,总督府又颁布了《私设无线电信无线电话规则》《台湾唱机唱片规则》《出口、运出活动写真取缔规则》《台湾不稳文书临时取缔令》《国家总动员法》《新闻纸等揭载限制令》《国防保安法》《新闻事业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等众多直接或间接影响广播媒介生存的法令。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报刊必须在出版后送审,广播电台的广播稿必须事前经通信省审查。报刊和广播电台实际上都只能采用政府控制下的同盟通讯社发布的新闻。1940年12月颁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禁止报纸和广播电台采用外电新闻,不许报道天气预报;对“散布流言蜚语,惑乱人心”者,处以一年徒刑以下的刑罚。1941年1月颁布《新闻纸等揭载限制令》,禁止事项更多也更具体。“这些法律的核心无非是:禁止大众及媒介发出与当局不一致的声音;将新闻媒体变成侵略宣传的工具。”③

  毫无疑问,台湾广播兴起之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试图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时候。因此,广播等媒介被利用为推广其侵略思想与军国主义的教化阵地。日本据台时期所有广播电台都是国营,在战时体制下,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在东亚主要的“御用媒体”,肩负起战争动员、海外宣传的责任和功能。因此,日本政府特别注重台湾的各项建设,以广播而言,其最主要目的除了强化岛内管理外,并藉由强大的电波,压制南洋诸国的领空,配合日本军部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宣传。从此意义而言,在日本据台后期,台湾的广播管制已经被纳入到战时统治体系,所有法令法规的施行均与支持战争、维系侵略的行径直接联系,而这种专制立法的最大背景莫过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

  (二)以暴力镇压为机制的媒体统制

  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和主导社会舆论阵地,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宣扬其帝国主义政治文化,推行其殖民统治,冲淡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对于新闻、言论的控制和管理极为残酷。”④

  1928年7月,台湾总督专设高等警察,亦即思想警察,对台湾民众进行思想控制。高等警察的权限很大,可以检阅出版物,禁止书刊发行,监视或解散民众集会,是一种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务。《治安维持法》《台湾不稳文书临时取缔令》均少不了来自军方的直接干涉,军警可以运用一切手段对新闻出版进行彻底管制。

  后来,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对思想文化战线进行主动监管和统制。政府军部为加强言论统制,积极建立并整顿言论统制机构。1936年7月,日本政府成立了直属内阁总理的情报委员会。次年9月,内阁情报委员会扩大为内阁情报部,作为各官厅有关情报、报道、宣传事务的联络协调机构。标志着军部法西斯直接干预全面的文化统制。与此同时,1937年8月24日,台湾总督府设置“临时情报部”。1942年1月23日,临时情报部改组为情报课及情报委员会。实质上,无论是临时情报部,还是情报课或情报委员会,它们的职权都是制造舆论,限制思想文化,掌管政策和监督新闻机关,控制宣传资料、出版物、电影及其他宣传品,管理广播与通讯机关,掌管情报,负责一切宣传文化工作,一切妨碍战争进行的思想活动均遭禁止。

  (三)以强制同化为重点的精神摧残

  日本殖民当局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开始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日据时期总督府为了推行新的观念或建立新的规则,常利用各种传播媒体来宣传,从观念的宣导到实际的执行操作,让民众能透过广播的宣导获得应有的认知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日本统治者推行同化政策的重点是“皇民化”运动。“皇民化运动”铺天盖地推行后,台湾总督府发布种种禁令和惩罚措施。当时主管日本广播事业的通信部部长深川繁治曾表示,在台湾收音机无法马上发挥十足的教化功能时,必须改善设备并加强推广,他强调指出:“台湾广播的特色是,第一要让内地文化得以延长,让台湾的民众接触到内地主要城市的各种活动;其次则是要让将内地语、内地人的爱好在本岛普及,同时也要让在台内地人了解本岛音乐与本岛人的喜好,及对内台人的融合有所贡献就是将本岛的文化特色介绍到内地。更进一步向华南、南洋要播放日本音乐,宣传日本人的爱好。”⑤台湾广播事业基本上是肩负着重大的政治使命,台湾总督府通过对广播工业的控制,加以运用,以贯彻其统治台湾的目的。

  日本统治者出于维护殖民统治、教化民众的需要而创办了台湾广播,同时又将其牢牢掌控在统制体制之中,使得起步期的台湾广播事业虽然有娱乐、信息等功能,但是沉重的宣教使命使其难以真正为台湾民众服务,这是殖民时期台湾广播的致命伤。

  (作者单位为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台湾近代新闻史研究<1885-1949>”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BXW013)

  参考文献:

  ①邱胜安等编纂:《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文化事业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馆1995年版,第247页。

  ②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1页。

  ③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④陈扬明、陈飞宝、吴永长:《台湾新闻事业史》,中国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项。

  ⑤深川繁治:《诸外国のラヂオ施设と台湾》,《台湾递信协会杂志》第88号,192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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