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平民英雄感动中国

  ——写在中宣部“全国重大典型”周光裕烈士牺牲15周年之际

  □任晓润

  题记:15年前,即2001年11月12日傍晚,年近花甲的南京市民周光裕在南京玄武湖畔演绎了一曲见义勇为的英雄赞歌,在与歹徒搏斗的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后,周光裕被追认为烈士,并被追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荣誉;中宣部树立周光裕为“全国重大典型”;2009年,周光裕烈士被评为“5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江苏人物”和“3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南京人物”。

  光阴荏苒,“平民英雄”周光裕已经离世15周年了。作为当时采访周光裕事迹的南京电视台记者,笔者依然清晰地记得,15年前,在获知周光裕的义举后,笔者和摄像王晓杰赶往周光裕在南京市太平门的家中采访的情景;依然清晰地记得,周光裕的妻子王福琴大姐在爱人撒手离世后的无尽伤悲;依然清晰地记得,周光裕牺牲后众多市民对他的崇仰和社会方方面面对他家人的关切;依然清晰地记得,数千市民自发冒着冬雨赶往雨花功德园送别英雄;也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在宁的新闻媒体以对英雄的高度尊敬和对新闻规律的充分遵循,真正做到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客观报道。事实上,周光裕的事迹也是先经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其后的所有报道没有出现任何杂音。完全可以说,在宁媒体对周光裕事迹不约而同的关注和传播,无论是对周光裕作为“全国重大典型”的树立还是对社会正气的呼唤,都彰显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周光裕”现象级报道之形成

  2001年,对于在宁新闻媒体而言,报道最为集中、最浓墨重彩、最有共通之处的无疑是周光裕事迹。据统计,仅从当年11月12日周光裕牺牲后的半个多月内,在宁各报媒的报道就不下50条,且都是刊发在报媒的头版显著位置;在宁广电媒体的相关报道也有20余条,播出计50余次,时长达100分钟。可以说,周光裕事迹已成为2001年在宁新闻媒体的现象级报道内容。2002年4月,11家国家级媒体也对周光裕的事迹进行了大容量、密集性的报道。

  1.发轫:见义勇为

  根据对各个媒体报道的分析比较和经有关权威部门的核实,周光裕事迹最早见于2001年11月14日上午发行的《现代快报》头版头条,报道标题是《浴血斗劫匪下岗职工英勇献身》。紧接着,11月14日下午发行的《扬子晚报》,11月15日上午发行的《南京日报》《金陵晚报》和当天江苏电视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电视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要新闻栏目都纷纷作了报道。需要指出的是,周光裕事迹报道初期是媒体的自觉选择,而没有任何宣传指令性的背景。因为在周光裕牺牲当天,只有一名歹徒被抓,其余的歹徒逃匿。公安部门为了确保破案,始初不可能提供任何报道线索。因此,关于周光裕如何牺牲的报道实际上是媒体记者“挖”出来的。也正因为是各自的自觉选择,这一时期的报道差异性也最大,特点最鲜明,但并无出现失误。如现代快报的记者就是在与一位公安闲聊时隐约知道了报道线索,随后投入了采访,对尚不明朗的问题以模糊语言叙述。其报道在时效性上最强。下午发行的《扬子晚报》用一整版报道了“英雄热血洒湖畔”的经过,而且还配发了《好人老周》一文和一组照片,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了新意。稍后一天《南京日报》头版刊发的报道《壮举,用鲜血和生命铸就》则披露了警方已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的消息,而且“挖”到了这名嫌疑人的真实姓名和其他两名在逃嫌疑人的外号。

  作为当时南京电视台深度报道栏目“社会大广角”的记者,笔者也立刻投入了采访。为了确证事实,笔者先是想办法找到周光裕舍命相救的市民郑有英。她还原了当时的现场:“三个歹徒抢我的情景,他(周光裕)都看得一清二楚,也没有问我,当时就骑着自行车大声呼救,抓贼啊,抓小偷,他就追三个歹徒去了。我也爬起来跟在后面追,等我追上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鲜血直流。”这为周光裕义举的认定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同时,我们还采访到了一位目击者,他坦率承认了自己当时在现场袖手旁观的情况。这个不和谐音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衬出英雄壮举的伟大。这些采访成为电视专题《好人,让我们把你留住》的核心内容,于11月15日晚间在南京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社会大广角”播出。

  总体来说,从各家媒体首发的报道来看,基本事实元素是一致的:(1)周光裕舍生取义(2)周光裕是下岗职工(3)周光裕是个好人——在宁媒体不约而同关注的这三个元素构成了周光裕作为“平民英雄”的基石,这恰体现了在宁媒体共同的价值指向。

  2.拓展:道德力量

  周光裕的义举经在宁媒体报道后,在市民中反响强烈。众多市民还以向他家属捐款等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与此同时,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王浩良受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委托到周光裕家中慰问,充分肯定周光裕的精神,并表示公安机关会尽快抓住凶手,这也意味着周光裕事迹报道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由此,媒体对周光裕的“称呼”从“好人”转变成“英雄”。关于周光裕的新闻报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报道。以笔者之观察,这一阶段应是从2001年11月16日开始,至当年12月28日南京市召开“周光裕先进事迹报告会”结束。

  这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视角也有了变化。公安机关的破案进程成为在宁媒体的跟踪热点。2001年11月21日上午9点,杀害周光裕的犯罪嫌疑人被从河北沧州押回南京,提前听到消息的媒体都早早候在火车站采访。其后媒体相关报道各有特点。《南京日报》《金陵晚报》的报道是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通稿修改而成。《扬子晚报》的报道来源于记者提前一天对专案组刑警的电话采访。《现代快报》则是凭借其时为新华社分支机构的优势,请新华社驻河北的记者采访了当地公安民警,请对方揭密是如何协助南京公安擒获案犯,角度不可谓不新。不过,也出现了把歹徒身上的一把匕首说成是杀害周光裕凶器的误传(凶器其实已沉入玄武湖,后经打捞上来)。相比而言,在破案报道方面,电视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公安机关民警一直用小摄像机跟踪拍摄,这为电视媒体的报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正是在公安部门的支持下,我们“社会大广角”栏目迅速推出了现场感强的新闻专题《千里擒凶告慰英魂》。可以说,“七昼夜擒凶”成为周光裕事迹报道拓展时期最为扣人心弦、最具时效性的新闻。同时,媒体报道也从“见义勇为”铺衍到“道德力量”这一更为宽泛的主题。在“道德力量”的主题之下,在宁媒体主要是从挖掘周光裕的生前事迹与讨论周光裕的道德选择这样两个角度来进行。如《南京日报》和南京电视台都分别以“感天动地的平凡”为主题。前者是长篇通讯,分几个方面来展示周光裕平凡的一生是如何“感天动地”,而后者则从不同角度来印证这份平凡的“感天动地”。与此同时,媒体紧紧扣准观众的心态,围绕道德话题进行讨论。在这种讨论的过程中,市民之间的观点也不可避免有所碰幢。如我们讲述周光裕见义勇为事迹的电视专题播出后,观众来电中至少有三类不同的观点:一类是向周光裕表达敬意的,一类是想到自己过去见义勇为后受到误解甚至招来一身麻烦的,一类则讲述了自己在遇到危难时有人旁观却无人救助。对此,媒体的舆论引导就凸显其重要性。记得笔者在电视评论《道德力量牵引道德呼唤》的“后主持语”中这样写道:“崇高的道德是无私的,不沾有任何功利色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就没有必要对崇高的道德行为给予回报。周光裕舍生取义后社会方方面面对他全家如潮水般的关怀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发的道德回报,也体现了一种道德指向,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对高尚道德的呼唤。

  当这种呼唤的声音与逐步完善的激励和保障机制相结合时,必定对社会风尚的根本好转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邪必不压正!”

  3.升华:人格基础

  第三阶段的报道升华,是以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在12月28日“周光裕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作《向人民学习》的报告而推动的。媒体的报道跟进也并非是应景文章,而是再一次意识到新闻价值。《向人民学习》的核心就是“他坚持真理,维护正义,勇于牺牲,献身社会,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无私无畏的革命本质,而这些,正是我们共产党人一切政治觉悟的人格基础”。这份报告中还有一段论述:“即使我们只是效仿周光裕在家中做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会少一些操守不佳、行为不检的人。周光裕的例子再一次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理:人民是真正的老师”。次日,《新华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平凡铸就的高尚人格》,南京电视台的报道则主要是采访干部应当怎样学习周光裕。2001年12月30日,受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委托,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国生在时任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的陪同下看望周光裕的家属。2002年四月份,在中宣部树立周光裕为“全国重大典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11家国家级媒体都以较大篇幅进行了报道,其中以报告文学《下岗职工的正气》、长篇通讯《一个普通公民的正气歌——追记南京下岗工人周光裕烈士》影响最大。就内容来说,是如上所述三大主题的有机融合。

  二、周光裕事迹广为社会认同的心理基础

  通过回顾周光裕事迹成为在宁媒体现象级报道的历程,不难发现:尽管当时还鲜有提及如今全媒体语境下“双向互动”的传播理念,但实际上,当年周光裕事迹传扬的进程中,地方党委政府、广大市民与媒体之间就呈现出多元、深度的互动,转而推进了媒体报道向纵深开掘。社会各方对周光裕普遍认同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道德与反道德基础

  媒体关于周光裕事迹的报道中,有这样一组言论:“时代呼唤更多的周光裕”(见2001年12月29日《新华日报》)、“以周光裕为榜样”(见2001年11月29日《南京日报》)、“道德力量牵引道德呼唤”(见2001年11月17日南京电视台“社会大广角”)、“道德不能报损”(见2002年4月8日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这些言论的标题已经折射出周光裕报道所依托的心理基础。有的报道提出:为什么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观念的多元化,道德的天平似乎倾斜了,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也可以这么说,在媒体传播周光裕事迹与市民的接受过程中,这一典型报道逐渐负载了越来越多的道德内涵。

  2.布衣基础

  当就周光裕报道所依托的心理基础作进一步思考时,不能不提及周光裕的布衣身份,这是一种延续传统的提法。中国古代往往把相对于官员的平民称作布衣。而关于周光裕的报道中,记者们都提到了周光裕的“布衣”身份,尤其是下岗职工的身份。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在给周光裕儿子的回信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周光裕烈士的感人事迹告诉人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个品德优良的劳动者也可能从工作岗位下岗,但是只要他坚持正直做人的原则,坚持真诚劳动的态度,坚持维护正义的勇气,那么他不仅能自立自强,赢得人们的信赖和尊重,而且能在平凡中体现人格的高尚,在危急中表现出英雄的壮举,从而成为人民和社会赞颂的榜样。”经媒体的广泛传播,周光裕在平凡的工作和清苦的人生中种种优秀品质自然地得到广大市民的共鸣。而从中华文化来说,舍生取义是从中国古代的侠客精神中延伸下来的。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对这种有侠义之气的精神有根深蒂固的崇拜。中国的侠客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是不要任何条件的,也以不要回报为荣。他的家人始终表示:这是周光裕应当做的事情,社会的回报已让他们很感动了。生前的周光裕传播于几大媒体中的一个共同版本也是不计名利地帮助他人。因此,无论是生前的周光裕还是牺牲时的周光裕都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格的写照,这就构筑了他被广泛认同的心理基础。

  3.悲情基础

  在美学的范畴,悲剧被认为是最具有震撼力的。鲁迅曾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美学家宗白华认为“悲剧中的主角是宁愿毁灭生命以求真,求美……求人类的上升,求最高的善”。不管怎么说,周光裕牺牲是悲剧,而当媒体把这个悲剧传播出去后,则产生了悲剧效果:(1)崇高感:周光裕的勇气和道德选择充满崇高感,让人们油然而升敬意;(2)同情和怜悯:周光裕一生清苦,死后留下妻子和一双都还未工作的儿女,令人同情和怜悯;(3)净化心灵:他的义举是净化人们心灵的好教材。因此,相比那些“红颜薄命”“贵人多磨难”等等才子佳人的所谓悲剧,发生在南京人身边的这个具有崇高感的悲剧更贴近现实,更容易与最广泛的人群沟通。在媒体客观且不失深度的报道下,这么一个绝无脂粉气的真实“故事”所引起的震撼让粉饰雕琢的虚构故事黯然失色。“平民英雄”周光裕的形象由此直抵人心。

  可以说,15年前,在宁媒体在对周光裕事迹的共同关注中,正是因为充分遵循新闻规律和传播规律,准确把握了广大市民对周光裕作为“平民英雄”的认知心理,发挥不同媒体传播之长,有针对性地跟进报道和舆论引导,从而不仅让周光裕的事迹感动南京、感动江苏乃至全国,也增加了媒体自身的公信力。

  (作者为南京广电集团宣传管理部主任、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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