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主义修辞视角下的和颐酒店事件

  □广东 钟之静

  【摘要】:基于肯尼斯·伯克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视角,以和颐酒店事件如家集团的道歉信为分析案例,对网络新闻危机公关文本进行话语修辞分析,通过术语屏概念解析其修辞实践模式和戏剧主义五要素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修辞动因,进一步分析修辞者是如何运用三种同一方式,即同情同一、对立同一以及误同来实现修辞目的。

  【关键词】:修辞批评 戏剧五要素 同一术语屏 和颐酒店

  现代社会的媒体形态发展云涌,媒体传播形式常渗透话语文本的隐形结构和不同的修辞策略,因此,传媒所要表达的话语内涵可以通过修辞学的某些理念和方法来解构话语所特有的认知框架和价值取向。正如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样,修辞批评成为当代西方修辞学的一个热门领域①,当代西方修辞批评呈现多元化特征,迄今为止,已经有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认知修辞批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社会学修辞批评、隐喻修辞批评等十多种修辞批评模式,其中戏剧主义修辞批评是最为流行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常常被用来分析广告文本、新闻报道、政治演说等。

  2016年4月5日凌晨0点06分,新浪微博实名认证账号@弯弯_2016发布微博,称自己于4月3日在北京798和颐酒店入住时遭遇陌生人拖拽挟持。微博发出后不久即得到广泛的媒体关注度和曝光度,截止4月8日,微博话题#和颐酒店女子遇袭#达到了24.1亿的阅读量和250万的讨论量。面对舆论压力,事件的当事方如家酒店集团于4月6日凌晨进行第一次回应;随后又于4月6日8点39分在网上发布第二份官方声明,并于当日下午召开了为时4分钟的新闻发布会,紧接着于当日15点41分发布第三封声明;最后于4月8日,如家酒店集团CEO孙坚在酒店官方微博上发布一封题为“真诚的致歉”的道歉信。如家酒店集团针对事件的四份声明引起了网民的热议。

  根据戏剧的特点,戏剧是通过舞台布置、戏剧情节和话语表演等叙事要素来表达具有象征性的人类文化艺术活动,它是关联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戏剧的视角出发,凯瑞认为,新闻不是信息的组合,更是戏剧的表现,新闻的制作借助替代性的社会角色和描绘戏剧性力量,邀请受众参与特定的历史情境记述。在修辞分析的框架下,对媒介文本叙事模式和结构方式的解读,更多地基于语言、话语或符号的戏剧性。②一般来说,传媒领域更多基于话语符号的戏剧性来解读媒介所承载文本信息的叙事模式和语言隐射。鉴于和颐酒店事件的发生始末,本文尝试运用戏剧主义修辞批评方法来分析如家酒店集团的四份声明,从声明文本中解构其修辞运作不足所致的形象受损,并从另一个角度展示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可操作性以及有效性。

  一、理论基础:戏剧五因法与“同一”修辞观

  如今,新闻文本已经不再局限于信息传播和观点表达,还承载着新的话语行为,这种话语行为已经沾染了符码化的现实世界意义,特别是语言符号系统具有较大相似性,它们均具有反映现实世界和象征性表达语义系统的特性,这导致媒介常在使用各种语言时会运用到不同修辞策略和方式,尤其在推动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我们透过具有戏剧主义特征的媒介话语来探究文本的叙述行为,此时媒介文本的话语戏剧主义批评呈现给受众更多更广泛的阐释时空。因此,具有隐匿性和戏剧化象征模式的修辞策略促使传统单一的所指趋向于多元新型的“滑动能指”,使得语言文本的意义能指具有歧义性和开放性等多种特征。目前来讲,戏剧主义修辞批评运用较为广泛的修辞策略和方式主要有两种:戏剧五因法和“同一”修辞。

  (一)戏剧五因法

  西方新修辞学的领军人物肯尼斯·伯克(Kenneth·Bruke)创立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模式包含戏剧五因批评、幻想主题批评以及叙事批评等几种方法,其中戏剧五要素分析法最具影响力③。伯克认为,人生就是舞台,我们在不同场景里演绎不同角色,并通过一定的处事方式达到一定目的,语言这一象征性符号的使用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语言符号中所呈现的戏剧内涵透露了语言使用者的动机④。区分行动(action)和动作(motion)是运用伯克戏剧主义批评方法的基础。和“动作”这一人的本能反应(如渴了喝水)不同,“行动”指的是具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人,受意志支配,为达到目的而做出的动作。伯克的戏剧主义研究的是行动而不是动作。

  语言是说话人为了特定目的,选择语言素材、对其进行特定编码,并做出一定行动。语言之运用,即特定话语的组织实践,类似于戏剧活动。语言的行动过程包含了“谁”、“什么情景”、“干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等戏剧要素,它们是戏剧理论“五因分析”的基础,即,人物(agent)、场景(scene)、行动(action)、目的(purpose)、方式(agency)。其中,“人物”是指采取行动的个人或集体性的施为者,如宗族、企业等;“场景”指行动发生的地点、情景或原因等;“行动”指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目的”指人物自觉行动的目标,它一般是个人的、隐私的;“方式”指人物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工具或技巧。

  伯克认为,只要就五个因素进行分析,了解戏剧五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找在文本中起关键作用的戏剧因素以此作为解读修辞动机的关键,这成了伯克戏剧主义分析的核心。如果对五个戏剧因素进行组合,可构成十个基本关系:场景——行为、场景——人物、场景——方式、场景——目的、行动——目的、行动——人物、行动——方式、人物——目的、人物——方式、方式——目的。这每一对关系互换位置后会得到另外十种比例关系,且每一个比例关系代表两个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各种关系比之间形成了一个“五位一体”的共融系统,话语主体动机即存在于五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之中。被强调的因素不同,反映了修辞者不同的哲学观点,即驱使他这么做的动机源头⑤。“行为”“场景”“人物”“目的”“方式”被分别强调时,依次反映了修辞者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理想主义、神秘主义和实用主义立场⑥。比如,在“场景——行动”关系比中,场景决定行动,行动的恰当与否取决于场景,例如,在“一个庄严肃穆的葬礼上”的场景里,“默哀、哭泣”的行动较为合适,而“大笑、唱歌”的行动就显得不合时宜。

  运用戏剧五因法进行修辞批评分析的步骤大致如下:首先确认所研究的修辞行动的戏剧五因素,然后找出文本中所有的五因组合,并通过它们之间的联系找出主导型因素,最后从主导性因素出发,探究其修辞动机⑦。

  (二)话语的“同一”修辞观

  戏剧主义修辞观认为修辞是“用话语使他人形成态度或诱发他人的行动”(Burke,1969:41)。伯克认为,修辞者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来达到劝服的目的,对此他提出了“同一”理论,并阐释道,“同一”主要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就情感、思考方式和价值观等视角上所拥有的共同点达成共识的修辞观,它是人与人之间寻求认同的方式和手段,并通过分享共同的动机语言来实现。

  Richard Weaver认为:语言是说教性的,人类与生俱来是个修辞家,渴望说服别人或者被别人说服。⑧伯克认为,劝说他人成功需要运用他人的手势、语调、语序和态度等语言形式来表达事实和观点,让劝说者的言行与被劝说者的言行向着同一方向一致起来,才能让劝说效果取得满意结果。新闻写作是一种语言的输出形式和一种用语言表达事实和思想的行为。新闻写作过程是修辞者与听读者开展对话和交互活动的过程,而“同一”将贯穿其始终,才能实现两者之间顺利交流。因此,修辞者在更大程度上要加强对听、读者的了解,这是实施“同一”修辞的基础条件,并通过使用语言符号来促使两者取得“同一”效果。

  人与人之间由于家庭背景、社会经历以及教育程度不同,难免会存在一定的隔阂,正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客观存在,导致修辞者为了达到劝说目的而采取同一的修辞手法打造写作文本,此时的同一既成为了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写作的目标。同一本身有着自身的假定条件,即所有的人对相同的经历或经验有着不同的态度,但所有人又因与其他人在价值观念上的相似性而有着普遍性的经验。但外界的经验形式没有一成不变的而是模棱两可的,此时修辞者可以使用语言指涉自然时空和人文社会,这会让人类在任何层次上可以与其他自然时空和人文社会实现同一。比如,尽管一个人不是美国人,但他可以与一个美国人一样同一开展思考;一个人虽然不是生活在未来,但是他可以通过文本同一想象着未来的生活。

  伯克阐释,同一有三种形式:一是“同情同一”,即交际双方在态度、情感、需要等心理因素方面具有共同之处;二是“对立同一”,即交际双方通过诉诸一个对立面,如共同的敌人、恶劣的生存环境等来缓和矛盾、取得同一、达成一致;三是“误同”。“误同”是一种无意识层面的同一,是将A错认同为B的特质,从而达成的一种同一⑨。比如伯克以汽车为事例,指出人们在驾驶汽车时,常常将机器的能力误认为是自己的能力,从而认为自己的速度和汽车一样快。伯克的误同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广告、宣传等传播媒体中。

  二、和颐酒店事件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分析

  和颐酒店事件发生后,和颐酒店所属的如家酒店集团在4月6日至8日之间发布了四份声明(不包括如家酒店集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本文主要针对这四份声明,解析五要素之间的部分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找出决定性的要素,洞悉修辞者的修辞动机。并探究如家酒店集团是如何运用同一策略来为修辞动机服务的,最后试图总结该类话语的修辞实质。

  (一)戏剧五因解析基本关系对

  戏剧主义修辞批评重点在于分析修辞者是如何搭配五个戏剧因素。通过分析这些因素构成的10个基本关系对,找出其中处于决定位置的要素,揭示出修辞者的修辞动机。

  通过对如家酒店集团的四份声明进行分析,五因素中的某些因素是相似的甚至是相同,而存在差异的“方式”因素中,也只是在表达方式上的不同。对此,归纳整合四份声明中的五因素,得出一份如表1所示的五因素解析表:

  在四份声明中,如家酒店集团将绝大部分的篇幅用在描述“目的”因素上,通过“高度重视事件,连夜组成事件处理小组;试图与当事人取得联系,配合警方协助事件调查;作出整顿酒店、提高酒店安保措施”等方法,试图平息事件当事人弯弯以及公众的愤怒,降低舆论压力。在第四份声明中,如家酒店集团更是直接列出四条整顿酒店的具体措施,表明如家酒店是一家负责任的公司,以此来达到“让所有消费者对我们有信心”的目的。在四份声明中,如家酒店集团试图在公众中构建这样一个印象:任何酒店都是不完美的,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不想看到的,酒店正在整改,请消费者放心。但令人遗憾的是,如家酒店集团在四份声明中过于强调“目的”因素,而“方式”因素几乎没有凸显,这使得如家的声明仅仅是为了声明而声明,尽管透露出对当事人“深表遗憾”、且多次“尝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等貌似关心消费者的言辞,但在“目的”因素凸显的动机下,这种说辞难免让其有推卸责任的之嫌,公众的质疑和愤怒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同一”修辞观运用策略

  为了说服公众相信自己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如家酒店集团在四份声明中根据自己的修辞目的,结合戏剧五要素的关系安排,运用“同一”的修辞策略,试图来实现自己的修辞目的。

  在“同情同一”方面,四篇声明中没有直接表明与公众在情感、态度、需要等心理因素方面具有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而是通过一些话语的表达,引发公众诸如怜悯、同情、憎恨等情绪,试图通过话语来引发公众的态度,达到同一,实现自己的修辞目的。例如,在四篇声明中,都同时提到了对事件当事人弯弯的遭遇“深表”遗憾,在第四篇声明中,更是直接表明“感到非常内疚和痛心”,且将主角延伸到所有“单身在外的年轻女性”,声称酒店“可以想象当时你内心的恐慌和无助”。在第二份声明中,如家酒店集团又将事件发生经过描述一遍,借此引发公众对施暴者的憎恨。修辞者试图通过“同情同一”,来贴合公众对弯弯的同情以及对施暴者的憎恨感情,以求与公众在心理上达到同一状态。

  在“对立同一”方面,四篇声明中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我们正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第一人称“我们”巧妙地用“对立同一”修辞法完成了与公众的同一。此外,在第二份声明中,修辞者则将共同的敌人——施暴者点出来,将公众的注意力转到共同的“敌人”上,试图与公众取得对立同一。

  事实上,在事件刚发生和真相还未查明时,绝大部分公众看到视频后,第一反应即是对事件当事人弯弯的同情以及对施暴者的憎恨,如家酒店集团的上述两个“同一”方式切合了公众心理,一定程度上与公众达到了同一状态,多少实现了其修辞目的。但随着事件推进,真相一步步呈现,公众的关注点已经从当事人弯弯和施暴者转移到酒店的安全保障上,公众的心理情感已经从对当事人的同情和对施暴者的憎恨转移到对酒店安保措施不力的愤怒和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上,作为修辞者的如家酒店集团应紧紧抓住公众心理变化,着重采用“误同”的修辞策略,加大对酒店安保措施改善、对有能力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的说明和承诺上,给消费者一种“入住如家,就能保障安全”的印象。然而,如家酒店集团并没有抓住公众心理变化,在前三份声明中,丝毫没有用到“误同”策略,还是在使用“同情同一”和“对立同一”,虽然第四份声明中提到了改善酒店安保能力的具体举措,但已不能平息公众的质疑和愤怒,如家酒店集团的“同一”策略可谓一次失败的运用。

  三、网络危机公关话语要规避术语屏陷阱

  “术语屏”是伯克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形象地阐释了语言的修辞性。伯克认为,任何一个语言符号都会构成一个屏幕展现世界,但它所显示的世界并非是真实的世界,而是经过加工、凸显、掩饰甚至是歪曲的世界。因此,在我们选择某一种术语的同时,也就默认放弃了其他的术语,人们关注的焦点自然会被导向既定术语所关注的领域。用伯克的话来说“任何一个术语屏都将把人的注意引向某个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所有的术语都隐含或明确地包含对延续性原则及非延续性原则的选择。”⑩可见,术语屏类似一个陷阱,它使人看到某些事物,同时又过滤掉其他事物,以此对人们的认知方向施加影响。

  术语屏陷阱不仅在此次事件的声明中可以看到,在其他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公关声明中,都会看到。在和颐酒店事件中的四份声明中,如家酒店集团都用了“公安机关”这一代表正义的第三方权威角色,试图通过添加正义标签并利用“配合”等动词与正义标签建立联系,来疏导公众愤怒情绪,但忽略了与事件受害者以及酒店方有直接关系的各要素。且在第三份声明中,酒店方仍然在弱化事件本身,试图构建“加强安保措施”的术语屏来引导公众,但因过于凸显“加强安全”目的因素,愈加激发公众反感情绪,最终错失最佳的危机公关时机,使酒店遭受了信誉危机。

  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规避危机公关声明中的术语屏陷阱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社会三大主体的企业、公众、媒体都有责任理性对待术语屏,促进舆论朝着有利于事件解决的方向进行。

  具体而言,作为企业,要懂得平衡安排戏剧五要素,选择恰当场景,安排适当人物,针对不同对象,采取恰当行为,巧妙选取方式,柔化行为目的。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可根据事件的具体情况,适时切换“五要素”中的主导要素,并随事件的发展合理、恰当地运用“同一”修辞策略,隐性实现自己的修辞动机。

  作为媒体,要发现事件当事人进行各种修辞模式背后隐藏的真实信息,秉承客观第一性的原则,追问事件真相,而不是为了博人眼球,误导舆论、制造失真的“拟态环境”,要竭力向公众和社会澄清真相,做好舆论监督,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促进事件顺利解决。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新闻学副研究员。本文系2015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大数据时代广州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预警与引导策略”<编号:15G79>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邓志勇:《修辞批评的戏剧主义范式略论》,《修辞学习》2008(2):36-40。

  ②丁云亮:《修辞分析:媒介批评的新视界》,《新闻知识》2015(3):4。

  ③大卫:《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4。

  ④林静伶:《语艺批评:理论与实践》,五南图书2000:92。

  ⑤张滟:《超越解构:话语行为的社会符号性动机分析》,《外语学刊》2006(2):20-4。

  ⑥ BURKE K. A rhetoric of motives [M]. Univ ofCalifornia Press, 1969:48。

  ⑦博克、顾宝桐:《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8.

  ⑧ F o s s S o n j a K , e t a l . C o n t e m p o r a r yPerspective on R hetoric[M].Long Grove:Waveland Press Inc,1985.158,161。

  ⑨柴改英:《“被”现象的伯克修辞哲学批评》,《外国语文》2010(4):56-9。

  ⑩ PERELMAN C, KLUBACK W. The realmof rhetoric [J]. 1984:57。

2015
年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