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时代特征 拓展广度深度

  □李 军

  一、时政报道创新的必要性

  时政报道,是各种类别的新闻报道中最直接的传播价值观的报道形式。“道不同不相与谋”,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价值观。而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是一个团体得以戮力前行的重要条件。

  虽然现代社会有“价值观多元化”的说法,但所谓多元化,是派生的价值观,而不是基本价值观。再通俗一点讲,就如一盘围棋,具体到每一步可以有不同的走法,但大局观却必须是统一的,不能走一步就换一个大局观。一个社会的派生价值观,如文化观念、爱情观念等等的多元化,有助于社会的活力,但基本价值观如果出现多元化,那么整个社会的合力就会减少,甚至会互相抵消,无端消耗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基本观念混乱的社会,特别是我们这个人口以亿计算的大国,基本观念混乱的成本是负担不起的。

  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经济进步、政治发展、社会革新加上传播技术的颠覆性革命,带来了社会价值观的“洗牌”效应。我们正处于价值观的关键重塑期,各种价值观对主流人群的争夺非常激烈。作为主流媒体,守住价值观阵地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如何让受众在传播中自觉接受正确的价值观,新闻的创新就非常重要,尤其对时政报道的创新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二、创新必须抓住时代特征

  对新闻来讲,时效至为重要。时政报道必须遵循新闻规律,也就是说,它一定要是“新闻”。没有时效的新闻,很难提起读者的兴趣。所以在时政报道的“正面典型报道”中,不要停留在挖掘旧事上。旧事的挖掘,必须结合最新的新闻由头。比如最新的政策、最新的趋势等等,以避免受众对典型报道产生“尘封旧事”的感觉。

  时代性特征则是新闻的另一条生命线,任何脱离时代特征的报道,都不能称之为“新”闻。而任何与时代性唱反调的新闻,都会带来感染力的反效果。

  时政报道往往容易出现两个“过犹不及”的问题,一是同一事件喜欢“不厌其烦”地多次宣传且机械性重复,频度过高。在信息本身“供给爆炸”的情况下,这样做会引发读者的信息接受疲劳,会削弱传播效果甚至引来反面效果。二是为了突出感染力和吸引力,在正面报道中人为拔高。拔高的结果容易偏离事实和引起反感。比如宣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过去某个时期或许具有很强的宣传力道,而如果脱离时代性,就会变成现在某些正面报道被人诟病的“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这就是“度”上出了问题。

  比如高温下报道环卫工,很多媒体还停留在报道如何“苦”上,比如算每天环卫工走了多少步多少公里、工作时间长达多少小时、流汗有几升、吃的苦多厉害、待遇多差也无怨无悔等,而忽视了相关部门是否给予了环卫工群体相关的高温福利,忽视了日益完善的劳动法律如何给予环卫工各种保障等等。这样的报道即使在技术处理上采用了比如“给环卫工戴计步器”等似乎是“创新”的手段,也无法改变传播中价值观引导上的失误,这样的“正面报道”,不如说是负面报道。

  时政报道中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性做法需要改变。“领导冒着酷暑慰问工人”是一个习惯性的报道措辞,而把其转换成“领导慰问冒着酷暑工作的工人”,传播效果则明显不同。社会新闻中的“常识意识”,比如“太完美的不轻信,太催泪的不轻信”也要在时政报道中加以借鉴,做到“不拔高到太完美,不煽情到太催泪”,以符合现代主流受众人群的心理特点。

  三、抓住每一个“新闻反转”的机会,实现传播效应的叠加

  因为新闻传播模式已经随着技术的进步从单向传播变成了交互传播,所以所谓的“新闻反转”越来越多地出现。而在时政报道中,每一个“新闻反转”都是一个创新的好机会。

  由于旧的时政报道容易陷入套路和窠臼,加上多年来的单向传播,受众对时政报道是十分“挑剔”的,在新传播环境下,对时政报道的“负反馈”,也就是通俗讲的“反转”层出不穷。这些负反馈中,有相当部分是因为读者不了解或者说是曲解了时政报道的内容所造成的,这样也就给报道留下了“再反转”的空间。从传播效果上来说,经过“反转再反转”的新闻,其传播效果和影响力,都会发生一个指数级的跃升,这是创新时政报道必须紧紧抓住的好机会。

  2013年4月19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里下河的四月——罗志军在高邮金港村驻点调研纪实》,配图为摄影记者捕捉到的一位老农勾着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肩膀亲切耳语的场景,被评价为新时期展示官员亲民爱民政治影像的一次突破和又一力作。但网民纷纷热议的同时,也不乏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农民哪敢跟书记这么亲,照片肯定是摆拍的”。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周跃敏在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部署相关记者及时在翌日的头版作了后续报道:《共产党干部就该和群众这样亲——本报一幅新闻照片背后的故事》,并配发了罗志军和当地老乡充满故事性的交谈组照,真实还原了照片捕捉到的动人一刻。这篇后续报道正是抓住了新闻“反转再反转”的机会,通过“再反转”,将时政报道中蕴涵的共产党干部“亲民”这一价值观进行了强化传播,在读者和网民中引发第二轮“轰动”,服人、更服心。

  四、每个领域都可能含“时政要素”,要拓展时政报道的广度和深度

  因为时政报道的本质也是价值观报道,因此,任何一种蕴涵价值观因素的报道,都可以找到创新时政报道的空间。在此,以文化娱乐报道为例。

  大众传播中,时政报道的受众兴趣度较高,文化娱乐报道的受众传播率较高。文化娱乐产品本身是一种软实力,今天,这些产品中越来越多地暗含价值观内容,而这些价值观往往是“润物细无声”,具有更强的接受度。这就给了时政报道一个新的战场。

  以牢牢掌握价值观战场主动权的美国为例,似乎专门生产“纯娱乐”产品的好莱坞被认为是美国价值观“征服世界”的三大武器之一,这么多年来战果累累。对比一下《拯救大兵瑞恩》和我们的一系列抗战神剧,差距显而易见。而前者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在大众心中牢牢植下了“不放弃每一个平凡士兵生命”的价值印象。我们不难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大片中,都巧妙植入了美国价值观,特别是政治价值观,突出美国“领导世界”的正面印象,由此成功影响了众多主流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的思维。我们要吸取这个经验,抓住任何一个能宣传自身价值观的机会,抓住文化娱乐事件中的价值观因素,把老百姓爱看的文化娱乐报道转化成时政报道。

  有一个例子:在美国大片《变形金刚4》里,在支援香港那一幕中,出现了中国国防部长非常阳光的形象,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宣传我们新时代官员的特点:年轻、帅气、果断、知识丰富、有担当。纵观全国媒体,在热炒该片的同时却没有一家注意到这个形象,很是可惜。如果抓住这个由头,做一个“中国新时代官员的世界形象”的专题,其宣传报道效果不言而喻。

  在今年建党95周年的报道策划中,扬子晚报就进行了一次探索——推出了“形”为娱乐类报道,“神”为时政报道的大型系列专题《全国寻访“红色特工”原型》。这组报道选择了10部热播的谍战剧,这些剧中的特工都有原型,扬子晚报派出10路记者奔赴全国,到故事发生地、原型家乡进行采访,并邀请出演红色特工的明星、导演讲述编剧、拍戏的心得,突出“革命精神”和“党性”,把严肃的时政报道与轻松的娱乐报道相结合,在保证可读性的情况下,传播了中共党员舍生忘死为中华的牺牲精神和智慧形象。报道一共持续2个多月,投入24个版,传播效果显著,每周都有读者反馈并询问下一期的刊出时间。创新型报道还带来了经济效益,香港和苏州的两家企业对报道提供了冠名赞助,后来连采访衣服都有企业愿意统一提供。这个例子充分证明,主流价值观的群众基础一点都没有削弱,只要有创新,时政报道不仅有人看,还让人爱看。

  (作者为扬子晚报编委)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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