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如何避免侵害逝者权益

  □马 立

  新闻报道常会涉及逝者的肖像权、隐私权等多种人格权利,其中更多牵涉到逝去的公众人物。近来,逝去的名人肖像权、隐私权等屡屡受到非善意使用。在现行法律规定不具体、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使逝者的肖像、姓名等得不到有效保护。如何对逝者延伸的人格权利进行保护显得很有必要。

  一、逝者的肖像是否应受法律保护

  2013年2月,北京天利时代国际演出策划公司举办演唱会时,未经授权擅自使用著名歌星邓丽君的肖像和姓名。邓丽君之兄长邓先生将天利时代公司告上法庭,索赔26万余元。后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决天利时代公司道歉并赔偿邓先生2万元经济损失。前不久,南京一家“邓丽君音乐主题餐厅”也接到律师函,称该餐厅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邓丽君的姓名及肖像。

  此前,类似的如鲁迅先生肖像权案、京剧大师盖叫天以及著名诗人郭小川等已故名人肖像被侵权而引发的纠纷已屡见报端。

  法律上的死者与人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死者是不同的。后者看重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归于消灭,前者更在意其权利义务的灭失。对于死者的名誉权保护,最高人民法院曾指出,死者享有名誉权,应予以保护。

  同样,作为死者人格利益的肖像是否应当予以保护?通常理解,为公益目的使用该类姓名、肖像无可非议,倘若将之作为侮辱性使用或随意用于商业用途,则不为法律所允许。新闻报道中使用逝者的肖像、姓名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虽然没有书面的法律依据,但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属正常、合理的使用”。

  长期以来,死者肖像的保护问题因法律规定不周全,致使纠纷频频。1999年,北京的一起逝去的孙静歧老人肖像权纠纷案,最终以法院判决老人的子女获胜,突破了我国法律规定,法院首次以判决的形式确认了死者肖像权受法律保护。对于死者肖像使用权的保护,其本质是对死者亲属特定利益的保护,本案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在广告上使用死者肖像,其行为损害了死者亲属的合法权益,应当责令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适当赔偿经济损失。

  二、如何保护逝者的肖像等人格利益

  那么,对死者肖像予以法律保护的根据是什么?学术界通常认为肖像蕴含着某种利益。肖像作为特定人形象的再现,有辨认、传递信息、审美、用于人体科学艺术研究等多种功用,因而具有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肖像可以成为一种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肖像可以为肖像人带来财产上的利益。人死后这种利益仍然存在,就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民法通则》规定“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这句话,就承认了肖像的价值性以及获取利益的可能性。

  肖像权是与生俱来的、专有的民事权利,它随自然人的出生而拥有,随死亡而消失。但在自然人死亡后,其肖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会消亡的,它还要或长或短地存在一个时期。同时,自然人死亡后,也不意味着肖像可由他人随意使用。我国《民法通则》中虽然没有对死者的肖像使用和保护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但该法中有关保护人身权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死者的肖像对其家属有着精神、情感及经济的特定关系及利益。

  对死者名誉进行法律保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振瀛有“死者近亲属名誉说”。他认为,死者的名誉直接影响到其近亲属的名誉。死者名誉受到侵害时,其在世的近亲属的名誉也受到了侵害。因此,损害死者名誉的同时,构成了对死者近亲属名誉权的侵害。

  死者肖像、名誉理应受到保护,那么不同于普通人的公众人物的人格又该如何保护?从法理上看,公众人物与普通人,最突出的区别是对其人格权的限制。恩格斯曾指出,个人隐私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个人隐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它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笔者认为,对死去的公众人物人格权的保护可分为善意的使用和商业性的非善意的使用。如果他人非善意使用,未经死者亲属的同意,再现或使用死者肖像,死者亲属就可依法寻求利益保护。

  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首次明确了“死者的姓名肖像权等”作为一种财产权由其近亲属主张权利。《解释》其实是对死者的人身利益进行延伸保护的理论的肯定。

  三、新闻报道如何尊重逝者的人格权

  毋庸讳言,法律赋予了新闻采访中的记者享有相关权利。《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对媒体来说,这是法律赋权最有力的依据。《宪法》第41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但权利和义务从来都是一对矛盾体。新闻从业人员有采访报道的权利,在被采访对象故意拒绝或蓄意阻碍采访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采取隐性采访这样特殊的方式,以履行自己的职责,达到舆论监督的目的以及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然而,行业中通常有一个道德底线,我们称之为职业道德。执业人恪守职业道德不仅仅是法律义务,其包括了所从事行业应当承诺的行为准则的标准。除了对新闻执业道德的坚守,作为新闻媒体,特别是对新闻采访第一线的新闻记者而言,如何尊重和避免对逝者人格权的侵害,特别是涉及公众人物的时候如何把握法律所规定的边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是尊重事实。新闻的生命在于其真实性。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一再告诫年轻记者,在采访中要“准确、准确、准确”。只有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状况,新闻报道才会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直观的视觉效果。真实报道来自于现场,具有现场感的新闻报道,才会有生命力。

  不过,记者即使采访到的情况都是自己的真实所见所闻,也不能全部进行公开的报道,这里面存在一个采访到的新闻和可以报道的新闻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因为存在公众知情权的要求,采访到的新闻事实均可以报道,但也有例外的情况,一般认为有些原则必须遵循。第一,受访者声明保留的除外。新闻稿件中涉及到受访者的隐私,应当在正式报道前征求受访者的意见。如果受访者明确同意报道,媒体可以自由地刊登所采访的新闻。如果受访者不同意,媒体应主动删除涉及受访者的隐私内容。第二,来源的合法性。如果新闻材料是通过非法方式获得,如通过非法侵入的方式获得,通过非法监听的方式获得等,则不能进行报道。第三,对第三人隐私权的保护。记者在新闻采访中可能从受访者处获取有关第三人的隐私材料。这种采访本身并不一定构成对第三人隐私权的侵害,但如果将这样涉及第三人的隐私材料进行发表或出版,就需要认真考虑对第三人隐私权的保护了。

  其次,新闻人法律知识的积淀。新闻从业人员虽然接受过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培训,但涉及一些专业性的法律问题未免有所欠缺,比如:被采访对象的人格权问题、著作权问题等等。作为新闻机构,应定期为新闻从业人员进行法律知识的培训,特别是涉及与新闻职业有关的新颁布的或者重要性的法律规定。可以邀请法律实务界的人士前来讲座,就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从法律的视角进行剖析,提高新闻从业者的感性意识。

  记者报道中涉及到逝者,特别是涉及到逝去的公众人物的相关权利的时候,更要增添一份敏感性。采访内容中有公众人物的隐私,是否可以公开?涉及到逝者的隐私是否需要其直系亲属的同意?如果同意了又如何取得书面的或录音的内容?这些都需要以法律的思维先进行证据固定,以免今后可能出现的争议。

  最后,合理地运用新闻侵权中的抗辩事由。

  抗辩事由就是新闻媒体对自身行为免责证明和对不侵犯他人权利的证明。通常包括:新闻报道情况属实,或属于媒体对公众事件的合理评价;新闻报道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比如是由于第三人的过错而导致的报道失实等;经过采访对象的同意所进行的报道,或使用的是公开出版的材料进行的评论,或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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